官至清代两江总督的陶澍，期间有一段任职监察御史的经历，颇值得重重书写一笔。

清代的监察御史，作为言官，担有“弹举官邪，敷陈治道，审核刑名，纠察典礼”的职责，陶澍于嘉庆十八年（1813年）记名为御史，嘉庆十九年三月四日，补江南道监察御史，嘉庆二十年三月，调陕西道监察御史。特别是他补任江南道监察御史，这是他京官外放的第一站，直接影响到陶澍今后的仕途，而陶澍在此任上，尽职尽责、不避权贵、正直敢言，为其仕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在历史的长河中亦留下了不菲的官声。

经查阅相关资料，陶澍在江南道任监察御史的前任们，有两位与陶澍颇有渊源。比他先19年担任此职务的谢振定，湖南湘乡人，与陶澍同为消寒诗社诗友，但却是陶澍的父辈，这位谢振定史上称他为“烧车御史”，就是因为他不畏和珅这样炙手可热的权臣，和珅的车子被和珅宠幸的奴才乘坐，在大街上横行时谢振定当街烧毁，百姓无不拍手称快。比陶澍先32年任职的云南人钱沣，名声更大，史称“瘦马御史”，钱沣既是有名的廉史又是一名著名的书画家，据说他画的马都异常精瘦，人们便问为何，他答道世人饭都吃不饱，马能够壮实吗？据清史记载，就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，以付出生命为代价将和珅拉下马的。御史钱沣曾经任职湖南学政，年幼的陶澍曾经与父亲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受到到他的特殊照顾。试想想，有这么两位先贤做出了典范，陶澍本人在这个位置上也一定有所建树。

在陶澍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三年后，既他四十岁那年，因湖南巡抚和湖南学政奏请将其父亲陶必铨入祀乡贤祠，留下了研究陶澍的一篇重要文献——《谢邑人公举先君子崇祀乡贤书》。在这篇文章里，写到了陶澍担任监察御史职务时留下的两幅名联。在官衙厅堂书一自警联：绕案风清，尘埃扫除吏牍；举头日近，光明洞照吾心。又书写一联当作座右铭：要半文不值半文，莫道无人知者；办一事须了一事，如此心乃安然。古人喜欢以联明志，通过这两幅对联，可见陶澍大有见贤思齐之志。

据岳麓书社出版的《陶澍全集》记载。在江南道上，他接连向嘉庆上了四道折子，包括部员忘亲恋栈、河工滥冒、吏部重签之弊和端吏治之源等。特别是对当时吏治，直言八弊：勒接交代、多摊捐款、预备赏号、派办供给、压荐幕友、滥送长随、委员需索、提督羁留。在明清时期，御史之权主要是行使监督之职，有时甚至是代皇帝巡察，可谓古风，但是处事若有差失，惩办也极严厉，而像陶澍这样一下子弄出这么多折子，言多必失，一不小心就会被反遭弹劾，陶澍如此作为，他难道不怕遭人暗算？其实，陶澍想到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，从而“爱民忧患之心出于至诚”“无时不以济人利物为志”，因此，他就敢于向当时最为腐败的吏治“动土”，并且他还提出了“矢公勤以率群僚，别贤否以端吏治，除莨莠以安良善，别猾蟗以慎勾稽”的政治主张，而这一主张，即使放在今天的用人政策上，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。而在江南道上所做的一切，正好是为他“绕案风清，尘埃扫除吏牍；举头日近，光明洞照吾心”作注释。

1815年，由于陶澍政绩突出，调任陕西道监察御史。在其《年谱》中只短短记了一句“半载断八百余案”。断案是监察御史行使“敷陈治道、审核刑名”之职，半年断八百案，相当于一天平均要断4.5起案子，有的案子还必须开展调研，既我们平常所说的“微服私访”。在陶澍的家乡安化，至今还留传着他很多治贪官、平民怨的故事与传说。而他本人，恪守“洁身自爱、廉政自律”的原则，在晚清官场实属另类，他的勤与廉，正是“要半文不值半文；办一事须了一事”的真实写照。

其实，作为寒门子弟的陶澍，他能够在京官的位置上一下到地方，就能够有如此建树，一则是他书读得好，并且立志效仿圣贤。二则是他向榜样如钱沣、谢振定们学习。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好的家教，在陶澍回忆自己父亲的文章里写道：“不孝澍自幼跬步弗离，府君每语以古贤可敬可畏之事，以感化其志气。”相传陶父曾经以“人生莫谗金山银山，但求天地良心不打弯。十年寒窗苦读求功名，仕途顺达丹心照河山”之语勉励儿子做一名清官。陶澍早在三十四岁，在京就职时就写下过“溪毛自可茹，何必餐玉饔。草衣自可袭，何必披华襛。秋兰自可佩，何必腰璜琮。风泉自可听，何必酣笙镛”这样的诗句。

在监察御史的位置上，陶澍没有做多久，因为有更重要的职务在等他，但无论在哪个职位上，他都如监察御史一样的敬业、清廉。在《安化县志》的人物里对陶澍如此评价：服官数十载，起居如寒素。陶澍不愧是晚清官场的一股清流。（作者：安化县教育局 陶金生  来源：学习强国）